“打太极拳不犯法了”

　　1958年，陈照丕回家这一年，陈正雷9岁，陈小旺13岁。陈正雷的父亲陈照海跟陈照丕是亲兄弟，都是陈登科的儿子。陈照海在1945年前是温县保安大队队长，掌兵权，参与抗日，一直到日本投降。共产党在当地成立政府后，陈照海写了一个报告，和手枪一起，交给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，便出门到郑州去经商。

　　1949年郑州刚解放，陈正雷出生在郑州。“那年阴历十月，我四个月大时，有人去叫我父亲，说你回去到县里把你过去的事说清楚。他说，我已经把枪交了，材料都写得很清楚了。郑州很多朋友都不让他回去，还有人让他去台湾，他说，我又没血债，而且也没参加三年内战，我怕什么?”

　　没想到一回去就被关进了温县城法院。陈正雷的妈妈听说丈夫回不来了，找了个毛驴，把行李服装一装，包着四个月大的陈正雷就送回了陈家沟。陈父捎话说，要看看孩子。“我父亲大我五十岁，我们家乡有种传说，如果是老来得子，看到后他要咬掉一个手指头。”家里人担心他咬掉小正雷的指头，没送。

　　陈照海被关进去一年后，赶上大镇反。“当时的政策是，只要保长、宪兵连长以上的，统统枪毙。结果，拉出去就崩了。”回忆这段往事，陈正雷心下黯然：“我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。”

　　陈小旺的父亲几年后也遭遇不幸。张蔚珍说：“他是1955年被逮捕的，四五年后，死于狱中。”

　　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太极拳成了大毒草，陈家祠堂被拆，祖宗牌位被砸。74岁的陈照丕被扣上一堆帽子，翻他跟国民党的旧账，一起练拳的人，被批为“搞小集团”，搞家族、宗派组织，说他们“夜聚明散”。

　　“我是村支书，成了走资派;斗陈照丕，抓到公社批斗多次，老先生实在受不了，跳井自杀了，井水浅，没淹死，又把他抢救上来。开始王西安还是一般群众，在生产队开小机器，当技术员。”张蔚珍的村支书当不成了。陈照丕遭的罪更大，1967年初春跳井自杀不成，虽然被救起来，但是脚被井底的竹筒尖尖的斜茬刺穿。因为他是批斗对象，大队卫生室的医生不敢给他看病，陈正雷和陈春雷跪在医生面前求情，医生经不住，让他们回去用先盐水洗一下，等到晚上，才拿着碘酒偷偷去给他擦了包住。结果，没消好毒，陈照丕瘸了一年多。即便一只脚不能挨地，膝盖跪在凳子上，老先生还要讲太极拳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陈照丕把太极拳编成了语录拳，一边练一边唱。崔春冬记载了这段故事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，太极拳起势;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，“嗵”，一个金刚捣碓。

　　在毛语录的庇护下，人们又开始练拳。村里的批斗会也照开。陈正雷和陈小旺为了避人耳目，只能偷偷跑到乱坟岗苦练。

　　1967年，清理阶级队伍。张蔚珍说，“过去没当过国民党，就是历史清白的。当过了，跟政府交代过，就是历史清楚的。”当时，给陈照丕数出四条罪：第一是地主;第二条伪国术教官;第三条，在国民政府教推拳时，他们集体参与入过国民党;第四条参加过还乡团。

　　陈照丕好不容易熬到1968年落实政策，老爷子平反：参加国民党这些事，都交代清楚了。参加还乡团，没有的事。

　　这一年，张蔚珍又当上了支部书记。

　　一天早晨，陈照丕去问张蔚珍：“你说太极拳我还敢教吗?”张蔚珍想了下，说：“太极拳是好东西，它没有阶级性，谁掌握它为谁服务。”

　　陈照丕接着问：教拳再出问题怎么办?张蔚珍说：“我负责。”

　　当时陈照丕年龄已大，决定重点培养几个人，把拳传下去。张蔚珍说自己列了四个人：“一个是陈正雷，他亲侄子;陈小旺，他堂侄。他俩也练得比较好，另外就是王西安，这人爱好太极拳，跟我关系也不错，保护我的;朱天才是民办教师，在陈家沟小学教书。陈氏太极拳以前是传内不传外，现在解放了，人家愿意传。”

　　1969年，《人民日报》登了一条毛主席语录：“凡能做到的，都要提倡。做体操，打球类，跑跑步，爬山，游泳，打太极拳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。”

　　陈照丕凑巧看到了这条消息，拿着报纸去找陈正雷：“小雷你看毛主席号召打太极拳了，打太极不犯法了!”

　　陈照丕不仅让村里的年轻人继续去练拳，一高兴，还说要写书。于是开始整理资料，“理论十三篇”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陈正雷从中获益匪浅：“快80岁的人，写字有点发抖，怕人家不认识，就让我来抄，那时没有复写纸，都是一本一本抄，我整整抄了五本，四本分别寄给国家体委、省体委、地区体委、县体委，我们留了一本。我全部都会背了，后来我教学、写书都派上用场了。”

　　1970年，陈正雷开始教学，两年后，23岁的陈正雷收了第一个学生。

　　陈照奎三回陈家沟

　　1972年4月，国家体委武术处的张山从待了三年的山西屯留县“五七干校”回到北京重操旧业。他刚回来，就遇上件让他“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”的事：中央办公厅给国家体委发函，要求国家体委派人给日本友好人士古井喜实教太极拳。张山和同事李天骥一起，在北京饭店七楼顶，用一周时间给古井喜实教授了杨氏太极拳、太极剑和24式、88式太极拳。

　　原来，1960年代周恩来曾当面向他推荐过中国的太极拳。

　　整个国家的气氛似乎都有所缓和。这年的5月12日到18日，安徽合肥举行了“文革”以来首次武术邀请赛。张山去观摩后，向国家体委提议，11月在山东举办“全国武术表演大会”。

　　河南也决定在9月份举办省武术运动会，陈家沟组队代表新乡地区参加。陈正雷、陈小旺兴高采烈，参加培训，到新乡接受“检阅”。出发前两天，他俩的名字却被刷了下来。原因很简单，是“黑五类子弟”。

　　济南举办全国武术表演大会时，陈照丕已经卧病在床，最后只能由其族孙女陈爱英一个人去。也是这一年12月30日，陈照丕在温县医院去世，享年80岁。

　　伤心之余，陈正雷和陈小旺一起发愁，该不该去找他们在北京的十叔陈照奎继续学拳?

　　陈照奎是陈发科的幼子。陈照奎所传的拳架，用崔春冬的话说，“是陈发科穷毕生心血在老架的基础上修改定型的，此架姿势低，发劲多，难度大”，更多地在外形上体现了松活弹抖，一般被外界称为新架，陈照丕所传的拳架，一般被称为老架。无论新老，同属陈长兴所传的大架。

　　“新架二路是最难练的。”陈正雷在2013年8月17日的弟子培训班上，这样评点其入室弟子王海军主教的新架二路“提高班”。在广州开馆的陈正雷长女陈娟说：“海军哥是我们的大师兄，我们就跟一家人一样”。(见《名师不是有名的师父，是明白的师父》)

　　1928年，陈发科被陈照丕推荐进京，即以其精湛的拳艺征服北京武术界，被誉为“太极一人”。陈照奎得其传，照丕先生去世后，是当时陈氏太极拳仅存的硕果。跟陈照奎继续深造学拳，对陈家沟的小伙子们而言，是最佳选择。

　　张蔚珍等村里的掌权者也想到了他。“我跟王西安等一起想办法，通过焦作矿务局物资供应处处长吴秀宝，请吴在北京跟陈照奎讲好条件，他答应在陈家沟教拳。”

　　吴秀宝是个关键人物，他找陈照奎学拳，“给我们村里批了50吨硝酸铵，用他们的拖拉机来给我们耕地，那时我们村大丰收，吃上馒头了。村里看到好处，支持太极拳。”陈正雷的回忆，补充了张蔚珍的讲述。

　　陈照奎回到了陈家沟教拳，他提了三个条件：第一，他离婚了，和孩子两个人生活，一个人教拳，村里面得管两个人吃饭;第二，管来往路费;第三，拿工资，那时一个月给80块钱工资，“都赶上县委书记了!”那是1973年春。

　　第一次，他大概教了半年，谁都可以去学。随后，他应顾留馨之邀，到上海去写书。

　　第二次，几个月后，他从上海回来了。张蔚珍跟他商定，晚上其他人不能学，专教陈正雷、陈小旺、王西安、朱天才四个人。陈正雷的记忆与张蔚珍略有出入：“大队定了，晚上重点培养八个人，其中就有现在的我们四个、我大师兄陈德旺、陈立洲，另外两个早都不练了。”

　　为了把太极拳推广下去，村里规定，白天在大队有个大舞台，陈照奎在上面教，谁来学拳都计工分，等于参加劳动，教到吃早饭时间，算2分，可参加分配。

　　教了一段时间，陈照奎又去了郑州教拳。据张蔚珍回忆，陈照奎第三次来，村里负担不起工资，是县体委给工资。牙膏、牙刷、香皂，都是体委买。

　　一直到1981年，陈正雷等四个人跟陈照奎学了陈氏太极拳的新架一路、二路。那年，几个人请陈照奎去焦作教拳，不久，他在焦作去世。

　　至此，陈正雷等人算是将陈氏家族家传的功夫，比较全面地继承下来了。

　　(未完待续)